教会大学的翻译教学-w66利来

教会大学的翻译教学

卓学园 2019-7-2 1752

教会大学的翻译教学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刁 洪
提 要: 作为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教会大学十分重视翻译教学。一直以来,教会大学多为高等教育史、宗教史及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课题,却被翻译界严重忽略。在文化全球化不断发展,文学外译声势渐大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教会大学的翻译教学。通过钩沉史海,本文分析教会大学的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材、翻译教学师资,并总结其翻译人才培养之主要成就。教会大学是近代翻译人才的“摇篮”和“聚合地”,推动了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教会大学;近代中国;翻译教学
1. 引言[p=null, 2, left]某种程度而言,大学的历史便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之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教会大学已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史、在华基督教史和中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不无遗憾的是,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翻译事业尤其是翻译教学产生的影响却鲜有人关注。翻开重要的翻译史著作,如: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1998)、《20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2005)、《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廖七一,2006)、《中国译学史》(陈福康,2011)、《翻译史研究》(王宏志,2015)等,我们很少发现教会大学的踪迹。然而事实上,著名翻译家冰心便毕业于燕京大学并从这里开启了她的翻译生涯,而中国第一本翻译教材就诞生于圣约翰大学(刘明、孙增德,2013)。本文拟以教会大学的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材及翻译教学师资为切入点,阐述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翻译教学的影响与贡献,并揭示其对当今翻译教学的启发意义。[/p]2. 祸患或福音?[p=null, 2, left]所谓教会大学,是指从19世纪末起西方基督教会和罗马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叶张瑜,2001)。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将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创建了中国首所教会大学——圣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田正平,2004)。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直至1952年,外国教会在中国陆续创办大学,但数目有限(总计13所新教教会大学和3所天主教教会大学)*13所新教教会大学指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医科大学, 3所天主教教会大学指的是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和震旦大学。(bays, widmer, 2009: 15)。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曾一度因意识形态而饱受诟病,许多学者甚至粗暴地将它们视为“侵华工具”和“文化租界”(马敏,1996)。滕亚屏(1980)认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培养侵略中国所需各种人才而建立的。而吕达(1987)指出,教会大学是列强在中国的“西点军校”,目的在于培养为他们服务的“领袖和司令官”,从而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从精神上、文化上麻醉中国人民。然而,学界也不乏相反观点。章开沅(1996: 176)指出: 纯粹地将教会大学看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有失公允。客观而言,它们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教会大学把女子教育和现代教育模式带入中国,也正是教会大学促进了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而kwang-ching liu(1960)则从宗教传播层面阐述了教会大学的历史意义: 1882年至1911年,基督教会通过教会大学在中国赢得了众多信徒,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它们为一个复苏的国家输入了现代化知识。[/p][p=null, 2, left]笔者认为,教会大学虽然在其创建之初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明显的文化入侵使命,但是在接下来的本土化过程中,它们的教育本体功能逐渐增强,越来越多地扮演了知识“盗火者”的角色,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那么教会大学与近代翻译事业有怎样的联系呢?教会大学对当今高校翻译教学又有何借鉴意义呢?[/p]3. 翻译课程与翻译教材[p=null, 2, left]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中英文双语教学便是一个重要例证。除齐鲁大学*据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记载:“在齐鲁大学逐渐形成之前,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1999: 30)外,其他教会大学都很重视英语教学。如圣约翰大学在成立之初便倡导英语授课,办学几年后,其“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已基本用英语教授;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文”(徐以骅,1999: 29)。而翻译训练又是圣约翰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在其四年的教学计划中,一、二年级修“拼法、习字、默写、造句、翻译短文”,三年级修“默书、作文”,四年级修“翻译、作文”(徐以骅,2009: 12)。据考证,中国近代第一本翻译教材——《华英翻译捷诀》便出自于该校著名教师,被誉为“约翰三杰”之一的颜惠庆之手(刘明、孙增德,2013)。《华英翻译捷诀》第一次出版时共有100 篇课文,“这100 篇课文由课堂练习中仔细拣择而得,经过实践检验,而且难点已经注出并详细解释了”(颜惠庆,1927: 序言)。而教材选用的文章中外兼顾、文理具备,题材十分广泛,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选篇,有宣扬基督教仁爱之心的短文,也不乏伊索寓言里的哲理故事,同时也选用了地心说、万有引力、宇宙、航海等自然科学篇章和资产负债、劳动力分工、货币等经济学篇章。在谈及编写本册翻译教材的初衷时,颜惠庆(1927: 序言)指出,翻译的价值不可低估,它不仅使学生行文精确,更是促进了他们思维精确。[/p][p=null, 2, left]而1919年组建的燕京大学对英语的重视程度从其《招生简章》中可见一斑:“(考生满足)下列四项条件方为合格: 通晓英语、谈话清楚;诵读普通英语课本没有困难;善用文法,尤其善用动词;能作清晰明白的作文”(张哲荪,2009)。因此,在1942年,多达2700名学生申请入学,而只有125名学生被最终录取(oliver, 1942)。各系学生均要求在大一时修习国文与英文,如果不及格则将被劝退。相对于其他专业,燕大英语系的入学考试难度更大。有一年英语考题只有一道:“试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语”(张哲荪,2009)。英语系课程设置则体现了博古通今、中西合璧的特点。学生主修科目包括: 国文、英文写作、十六世纪之前英文文学、十七世纪英文文学、十八世纪英文文学、十九世纪英文文学、莎士比亚文学、英国历史、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陈雪芬,2013)。[/p][p=null, 2, left]1900年,东吴大学在苏州成立,其办学宗旨定格为造就能“于汉文所得各种学问可由英文达出,于英文所得各种学问可由汉文达出”(苏州大学档案: 转引自祁晓韵、顾卫星,2006)的通才。东吴大学的中西书院学制八年,翻译教学始终贯穿其中,由低年级至高年级的训练分别为: 翻译字句、翻译选编、翻译书信、翻译诸书及翻书作文(钱钟书,1998: 493)。翻译教学内容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不仅包括文学,还涉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及化学、数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自然学科。而外语系的翻译专业课要求更高,学生需要熟悉中外译学家的翻译理论、特殊名词的翻译方法,还需要修学包括圣经文学、莎翁名著、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和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在内的文学类课程。[/p][p=null, 2, left]综上所述,教会大学“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为学生的语言学习提供了良好条件,也为学生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这解释了教会大学为何能培养出一批后世公认的翻译大师和杰出译者。[/p]4. 翻译教学师资[p=null, 2, left]教会大学普遍重视师资,这是它们跻身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其师资最大特点便是“中西结合”,这有利于学生在一个双语环境中夯实语言基础、浸染多元文化。如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便是一个中美“文化混血人”。他兼通中国语言和文字,曾翻译《呻吟语》*《呻吟语》是明代晚期著名学者吕坤(1536—1618)所著的语录体、箴言体的小品文集,作者在原序中称:“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故以“呻吟语”命名。,节译并注释《论语》。而在教会大学执教的翻译名家可谓“群星璀璨”,如表1:[/p]
表1. 教会大学翻译教师名录

[p=null, 2, left]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表格列举的翻译教师名录并非周全完备。但其中有两位不得不提: 周作人与吴献书。1922年8月,周作人在胡适、朱我农等的斡旋下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就任燕京大学国文系现代文学部主任(王翠艳, 2015)。司徒雷登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用了近一个章节向学校董事会介绍周作人,称赞其是“精英分子,国语大师”,并且“能够实践翻译的精妙艺术”(胡楠,2014)。接下来的几年中,周作人每年都会开设三四门课程,涉及翻译、写作、外国文学史等。他与燕大的综合性刊物《燕大周刊》颇有渊源。其一,周作人以翻译为“胜业”(周作人,1923)的主张鼓舞了《燕大周刊》主编者重视翻译的办刊理念,如1923—1924年之间,《燕大周刊》连续策划刊登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小泉八云的翻译作品(王翠艳, 2015)。其二,他曾在该刊物上发表多篇译文和翻译谈,如《日本的小诗》(1923年3月24日—31日第5、6期)、《日本的讽刺诗》(1923年5月12日第12期)、《〈徒然草〉介绍》(1924年3月8日周年纪念增刊)、《〈偷孩贼〉附记》(1925 年2 月26 日两周年纪念刊)等(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燕京大学,周作人逐渐完成了自己作为翻译家的身份确认。他(1921)主张“少作多译”、“不可不读的应译出来”,他还主张直译,这些理念深刻地影响了燕大学者和学子。[/p][p=null, 2, left]被称为“近代中国英语界、教学界之大师”(许国璋,1999: 13)的吴献书翻译教学颇有良法。曾在东吴大学附中跟随吴献书学习翻译的许国璋回忆说:“他(吴献书)既注重翻译理论的阐释,又注重翻译实践的应用,更注重启发式教学。他的翻译教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显的,而且也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年,我的翻译习作就在杂志上发表了”(朱雯, 1988)。事实上,吴献书不仅善于教学,也积极投身翻译实务。他将柏拉图的the republic翻译成《柏拉图之理想国》。1920年1月,该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5月再版。1929年,该书又被收入“万有文库”第一辑,以《理想国》的书名先后两次发行(袁鹏,2015)。之后,吴译版《理想国》被许多学校选定为西方文化课程的教科书,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989年,许国璋重读吴献书所译《理想国》时,“深感译意精到,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诚通儒也”(1999: 14)。此外,吴献书编著了翻译教材《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开明书店,1931年),翻译出版了《科学之未来》(the future of science)(商务印书馆,1931年)、《最近欧洲史》(europe since the war)(中华书局,1934 年)等历史、文化著作。[/p]5. 翻译人才培养[p=null, 2, left]齐鲁大学的毕业生大多从事了与教会相关的职业,而其他英语或双语授课的教会大学之毕业生则有更多工作机会。例如,燕京大学许多毕业生进入了当时的海关、铁路部门和矿业公司,圣约翰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大多步入商界或外交部门(liu, 1960)。而翻译界更是人才辈出,如表2:[/p]
表2. 教会大学毕业及肄业翻译人才名录

续 表

[p=null, 2, left]由于历史原因,上表中的部分翻译家很少受到学界关注,甚至沦为翻译史上的“失踪者”。姚莘农笔名姚克,1905年1月24日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个颇有名望的文官家庭中(姚湘,1992)。他早年在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显现出了语言和音乐方面的天赋。1924年,他负笈入东吴大学法科学习,随后半工半读,并于1929年转攻文学,直至1930年毕业。姚莘农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或许是戏剧家,他创作的《清宫怨》名噪一时。然而,他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曾将曹禺名著《雷雨》译成英文,陆续刊载于《天下》*又称《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民国时期的英文文化杂志,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1941年8月由于太平洋战事停刊。作为一份全英文期刊,《天下》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着力将中国文化译介传播到国外。杂志,该译本得到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戏剧家亚历山大·迪恩的高度赞赏(祁晓韵、顾卫星,2006)。此外,他与埃德加·斯诺合作,翻译了鲁迅的许多作品,如《呐喊》、《孔乙己》、《祝福》等,将当时中国人生活的真实面貌介绍给了西方世界。[/p][p=null, 2, left]张理京出身于绍兴师爷家庭,1935年被保送到杭州第一高级中学就读,不久就进入之江大学,后又辗转到辅仁大学数理系学习。凭借扎实的数学知识和深厚的中英文造诣,张理京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国外的数学、物理学教材,其中包括: 《原子炮术及原子弹》(商务印书馆,1948年)、《数学解析教程》(重工业出版社,1953)、《微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理论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等。文革十年中,张理京身心、事业都遭受巨大伤害。文革后,他重拾译笔,翻译了《美国与中国》、《女总统》、《丘吉尔回忆录》等作品。[/p][p=null, 2, left]另一位诗人兼翻译家吴兴华少年时享神童之誉,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其语言和文学天赋令师生折服。他翻译了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更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入中国的译者,他那现已佚失的《神曲》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覃志峰、傅广生,2007)。 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吴兴华对西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广泛研读叶芝、拜伦、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他翻译的《詹姆斯·乔易士: 友律色斯插话三节》发表在《西洋文学》1941 年的第7 期上(同上)。1957年,他以诗歌体翻译的《亨利四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参与了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校译工作。遗憾的是,吴兴华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他短暂的一生荆棘满途,却也硕果累累。[/p][p=null, 2, left]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在燕京大学求学的韩素音(elizabeth comber)女士虽然不是翻译家,却和中国翻译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闻名于世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非常支持中国的翻译事业,她于1989年与《中国翻译》杂志合作,创立“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至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届,是目前中国翻译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翻译比赛,受到了全国乃至海外青年翻译爱好者的欢迎,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p][p=null, 2, left]通过分析教会大学培养翻译人才的作品与创作生涯,我们不难总结出以下特点: (1) 他们大多博学而多才,如林语堂身兼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学贯中西;梁宗岱则集诗人、翻译家、批评家于一身,名满文坛。(2) 他们的中文功底尤其是古文基础十分扎实。尽管教会大学为西方教会所办,但是国文从未被忽略。(3) 他们大多视野广阔、思想开明。这和教会大学的教学环境和理念密切相关,加之大多数学生出身富贵家庭,经济条件优渥,因此许多人毕业后前往欧美国家游学深造或旅居海外,这也客观上拓展了他们的视野。[/p]6. 结语[p=null, 2, left]1952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教会大学相继被公立大学合并,其原有校名被废除。如燕京大学的文学院和辅仁大学的外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沪江大学的文科和理科都并入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的院系被拆分到南京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1953年,院系调整完成,从此教会大学在大陆成为历史名词。教会大学存在了70多年,它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们中的大多数非常重视语言教育,在教学中推行全英文授课或中英双语授课;外籍教师与中国本土教师兼备是“中西结合”的重要体现,而许多教师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逐渐成长为翻译大师,并传授自己的翻译思想和技巧;通识教育是教会大学办学的一大主导思想,培养精英式通才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英语专业更是强调学生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知识,提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得益于此,教会大学的翻译教学环境不可谓不得天独厚,学生的翻译水平在一种潜移默化的交流模式中得到提升。因此,教会大学翻译人才不断涌现,成为近代中国翻译人才的“摇篮”和“聚合地”。[/p][p=null, 2, left]总之,教会大学深深影响了近代翻译教学,是中国翻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翻译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从教会大学走出来的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有广泛影响。本研究对当今高校翻译教学有积极意义。本文是笔者视野所及文献中首次对教会大学翻译教学展开的讨论,所得结论有待更多研究考证。而诸如怎样客观地评价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翻译者等话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的兴趣与关注。[/p][p=null, 0, left]参考文献[/p][p=null, 2, left]bays, d. h. & e. widmer (eds.). 2009.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null, 2, left]liu, k. c. 1960.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 71-78.[/p][p=null, 2, left]oliver, j. c. 1942. “christian colleges in new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23): 236-237.[/p][p=null, 2, left]陈福康,2011,《中国译学史》,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null, 2, left]陈雪芬,2013,“民国时期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优良传统探析”,《现代大学教育》,第6期: 61—66。[/p][p=null, 2, left]方华文,2005,《20世纪中国翻译史》,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p][p=null, 2, left]郭延礼,1998,《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p][p=null, 2, left]胡楠,2014,“文学教育与知识生产: 周作人在燕京大学(1922—1931)”,《现代中文学刊》,第1期: 39—50。[/p][p=null, 2, left]吕达,1987,“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105—109。[/p][p=null, 2, left]刘明、孙增德,2013,“《华英翻译捷诀》——近代第一本翻译教材”,《上海翻译》,第1期: 73—77。[/p][p=null, 2, left]廖七一,2006,《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p][p=null, 2, left]马敏,1996,“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 132—146。[/p][p=null, 2, left]毛忠明、刘凯红,2008,“戴望舒的翻译思想”,《上海翻译》,第3期: 74—76。[/p][p=null, 2, left]祁晓韵、顾卫星,2006,“东吴大学英语教学历史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19—123。[/p][p=null, 2, left]钱钟书,1998,《万国公报文选》,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p=null, 2, left]覃志峰、傅广生,2007,“吴兴华诗译思想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512—517。[/p][p=null, 2, left]苏州大学档案(永久保存): 第3卷。[/p][p=null, 2, left]滕亚屏,1980,“旧中国的教会大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83—87。[/p][p=null, 2, left]田正平,2004,“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 88—92。[/p][p=null, 2, left]王翠艳,2015,“周作人与《燕大周刊》”,《鲁迅研究月刊》,第10期: 51—59。[/p][p=null, 2, left]王宏志,2015,《翻译史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p][p=null, 2, left]许国璋,1999,《许国璋文集2》,北京: 商务印书馆。[/p][p=null, 2, left]徐以骅,1999,《教育与宗教: 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 珠海出版社。[/p][p=null, 2, left]徐以骅,2009,《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p][p=null, 2, left]颜惠庆,1927,《华英翻译捷诀》,上海: 商务印书馆。[/p][p=null, 2, left]袁鹏,2015,“理想国: 一个译名的选择与争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64—67。[/p][p=null, 2, left]姚湘,1992,“两种文化、一个世界——埃德加·斯诺与我父亲姚莘农的友谊”,王建国译,《鲁迅研究月刊》,第8期: 28—30。[/p][p=null, 2, left]叶张瑜,2001,“建国初期教会大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 64—75。[/p][p=null, 2, left]章开沅,1996,《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p][p=null, 2, left]张哲荪,2009,“燕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回溯”,《文史资料》,第10期: 39—46。[/p][p=null, 2, left]周作人,1921,“翻译文学书的讨论”,《小说月报》12卷2期。[/p][p=null, 2, left]周作人,1923,《自己的园地·序》,北京: 北京晨报社。[/p][p=null, 2, left]朱雯,1988,“思往事,惜流芳”,李良佑主编: 《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06—134。[/p]

translation teaching at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modern china
by diao hong
[p=null, 0, left]abstract: based on a large quantity of scholarship, memoirs and archiv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anslation teaching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namely the translation course design, translation textbooks and translation teach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christian universities have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ranslation cause in modern china and beyond and that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s a whol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history. it is also argued that translation teaching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the cradle of numerous translation talents, is enlightening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p][p=null, 0, left]key word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modern china; translation teaching[/p]

[p=null, 2, left]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本文为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规划课题“近代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7-gx-3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p][p=null, 2, left](通讯地址:400067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19号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p][p=null, 2, right](文字编校: 汪婉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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