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理据及模型构建-w66利来

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理据及模型构建

卓学园 2019-7-2 1585

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理据及模型构建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大学 胡伟华 西安交通大学 郭继荣
提 要: 本文耙梳了文化翻译政治策略选择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从文化翻译、跨文化交际学、阐释学三大理论追溯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理据。确立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指导原则,并构建了“译者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素养”等五个维度为核心的文化翻译政治策略模型。认为“柔性翻译”和“柔性传播”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提高中华学术外译作品的域外接受度和传播效果。
关键词: 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理论依据;模型构建
1. 引言[p=null, 2, left]社会环境、民族传统、政治生态等诸多因素共同形成了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语言和文化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语言离开了它所负载的文化,就会从一定程度上偏离言语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思想;相比之下,一种语言如果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就需遵循此文化系统的语言规则、表达范式,甚至语言政策,以适应译入语语言生态环境。对等理论认为,文化翻译就是根据原语在原语文化中表达思想的语码规则在译语文化系统中以译语语码规则进行解码。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重视蕴涵于文化交流中的权力差异和文化霸权意识,强调话语权力和译者意识形态在翻译中对原语语言的重塑。成功的文化翻译在保证原语传播效果的基础上应该充分尊重译入语的意识形态、政治生态和文化模态,从而在译入语中找到生存依据并服务于译入语的文化繁荣、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遵循一定的政治策略。斯皮瓦克认为,翻译超越语言和文字转换的简单层面,解构殖民主义的文化和语言,批判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因而是一种政治策略,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的意义。(spivak,1993: 179-200)费小平综合了法国学者福柯以及美国学者米列特等人的观点,认为翻译的政治策略“进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是指权力关系及其相关的摆布谋略”(费小平,2004: 133)。翻译的政治策略影响着具有文化霸权元素的外文材料对译入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民众价值取向的形成,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翻译政治策略选择的主观因素来自翻译的主体,即译者,涉及译者的语言能力、意识形态、文化认知、性别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等;客观因素亦即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包含政府导向、媒体、出版者、期刊在内的赞助人制度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发挥其“主体性”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内容调整甚至挪用和语言修正等以使译作更加适应服务对象从而得到有效传播。因此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构建应从译者政治策略素养、文本选择、语言和内容处理、目标语形式以及翻译策略选择本身等多方面综合考虑。[/p]2. 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理据[p=null, 2, left]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脱离了纯语言转换研究的“直译”与“意译”、“忠实”与“背叛”、“形式”与“内容”、“文本”与“功能”的概念桎梏。“文化”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翻译研究真正从文本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诗学规范、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国家安全、大国关系等的相关研究,翻译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传媒、出版、网络、舆情等各个方面。赵春雨(2016)在对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教授关于“文化维度翻译研究的发展与转向”的访谈中,认为“文化研究的发展使翻译研究的学科疆域不断拓展”,进而指出“翻译研究应该走出语言和文化的国家疆域限制,走进‘国际转向’或‘多文化转向’”。笔者认为,借力于翻译“文化转向”研究的不断拓展,结合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的“国际转向”或“多文化转向”会受到“全球化语境”的影响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随之带来的翻译策略也不再是以前的非“归化”即“异化”的二元对立和简单界定。因其需适应不同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价值体系、道德标准甚至国家安全等,故此应遵循一定的政治策略。应该综合考虑参与翻译交流的各方因素,采取“柔性翻译”以及“杂合”等阐释手段来消除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歧义、隔阂、芥蒂甚至敌视。其最终目的是突破翻译的纯语言语码转换,成功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交流与融通,有效传播原语文化,丰富和改善译入语文化。这种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政治策略可以主要从文化翻译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以及阐释学理论上找到其理论依据。[/p]1) 文化翻译理据[p=null, 2, left]文化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殖民者殖民和文化侵略的工具,亦是被殖民者解殖民和消解文化霸权的工具。弱势语言文化国家通过干预、混杂、异化、吞噬、改写式的翻译政治策略可以有效抵抗强势文化霸权,重塑民族文化身份,保持民族独立和团结。如此一来,译者就被推向了权力网络的中心,为译者发挥主体性作用、进行翻译政治策略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主要流派有“解构主义翻译学派”和“后殖民翻译学派”。[/p][p=null, 2, left]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德里达、本雅明和韦努蒂等。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发掘原文的意义,并在译入语中寻找其存活的理由,使其获得“来世生命”。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适应的共生关系,其翻译思想是“存异”而不是求同。美国文化批评家劳伦斯·韦努蒂(1998)在阐述“翻译的文化—政治议题”时指出,“准则首先可以是语言层面的或文学层面的,但是也将包括一套多种多样的国内价值、信仰和社会再现——它们负载着服务于具体行派利益方面的意识形态力量”。[/p][p=null, 2, left]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为了救亡图存,选择郝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行译介。将其译为《天演论》,省略了“伦理学”。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改写、干预以凸显进化论的先进思想,而无视原作提出的伦理、法律来制约天择的观点。虽然违背了忠实的原则,但译文适应了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助于激励中国民众奋发图强,使原作获得了来世生命。[/p][p=null, 2, left]以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尼南贾纳、罗宾逊、赛义德等为代表的后殖民翻译学派则显示了更加强大的阵容。斯皮瓦克(1993)在《局外的教学机器》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认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将翻译“从一种无声的边缘活动变成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话语实践”,并“与主流话语展开对话,挑战了强势文化霸权的优越性”。[/p][p=null, 2, left]英国第一个殖民地国家爱尔兰在争取民族独立时,翻译在爱尔兰人寻找民族记忆、留存语言文化、消解文化霸权、重构本族文化身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爱尔兰当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在其后殖民剧作《翻译》中混杂了爱尔兰盖尔语的方音方言、语法句式以及爱尔兰口头流传的传奇故事,以颠覆殖民话语规范,建构主体文化身份。[/p][p=null, 2, left]国内学界在对国外学者翻译政治策略的再阐释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具体翻译作品的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阐释式”以及“翻译中消解霸权话语和解殖民”的政治翻译策略。他们认为“翻译是受一系列外部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提纯活动,它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所左右和制约”,“译者具有更大的主体性和创造性”。[/p][p=null, 2, left]美国《纽约时报》在涉藏事件报道中,为了损害、破坏中国的大国形象,经常在语言标签、见证人话语选用、直接引语引用等方面无一不表现出对西藏叛乱分子的“偏袒”,对这种建构中国负面形象的“他者”化表征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话语霸权,翻译时译者要以本民族文化自觉去解构—建构原语信息,使中国受众不被蒙蔽其中。例如,在很多涉藏报道的标题中tibet 和china是并置的,隐含了西藏是一个同中国一样的独立国家,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挑衅与危害,因此在翻译中,译者要自觉地将其译为“中国西藏地区”以抵御西方分裂中国的阴谋。由此可见,文化身份、意识形态决定翻译的目的,进而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按照自己的文化诉求对原作进行删减或者改编,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p]2) 跨文化交际学理据[p=null, 2, left]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认同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进而有助于形成共属一体的文化心理现象而构建起超越多个民族的共同民族观念(collier & thomas, 1988)。而跨文化认同超越传统的认同观,体现了交际者对他者开放、承认与欣赏差异、整合不同文化元素实现自我更化与文化创新的品格(戴晓东,2014)。译者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成功的跨文化译介以及选择正确的翻译政治策略首先取决于译者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也取决于译者的跨文化认同和对他者文化的熟悉、适应与协调能力。跨文化认同的构建需要交际双方做系统性文化调整,以消除认同分歧,吸纳新的文化元素,从而不断回归自我、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kim, 2001)。[/p][p=null, 2, left]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理论认为,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全球化(giddens,1990)使得“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一个新的、遍及环宇的文化语境应运而生”(戴晓东,2014)。这种全球化多文化语境需要译者不断调整自我,在原语与译入语之间寻求平衡。陈国明(2005)在“全球交际能力模型”中提出四个基本概念: 全球心态(global mindset)、拓展自我(unfolding the self)、绘制文化地图(mapping culture)和加入互动(aligning interaction)。要求交际者或译者“对其他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以推动跨文化沟通的能力”(陈国明,2009),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戴晓东,2014),是译者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成为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政治策略选择的主要方面。[/p][p=null, 2, left]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女子游泳队员傅园慧赛后采访所表达的“洪荒之力”以及她具有“魔性”的表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全新形象。这依赖于美国《综艺周刊》对“洪荒之力”一词的跨文化认同和阐释,将其译为“prehistoric energy(a comic phrase),the phrase was translated roughly as‘the force’in the star wars movies.” 其中“the force”是点睛之笔,将“洪荒之力”那种混沌初开、万物开蒙的情景和非人意志能够控制的自然、原始勃发之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多数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其语境错置所形成的戏谑和调侃效果,向他们传递了中国年轻一代个性、率真、勇于拼搏而又不乏幽默和自我表达的全新形象,既符合英语理论话语介绍中国文化所应秉持的中性、公正立场的话语需求,也符合中国理论话语向西方世界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成功展示自己的文化交际需求。[/p]3) 阐释学理据[p=null, 2, left]胡塞尔在“交互文化性”的现象学分析中利用“类比”(analogisierung)和“共现”(co-occurrence) 来分析“对象构造”和“人际交遇”领域的跨文化阐释。“共现”这个概念在胡塞尔看来一般是指“一种对原初不能被当下拥有之物的共同的当下化”。胡塞尔举例说,假设他到了中国,看到市场上熙攘往来的热闹人群,整个环境的典型特征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他知道他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目的有其典型特征,因此虽对这些特征一无所知,但也能从表面的层次理解他们的行为。[/p][p=null, 2, left]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类比”和“共现”与我国古代“儒”、“释”、“道”之间融通的“格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跨文化背景的概念之间映像式的融会贯通和比较理解的阐释方法。而这种交互文化理解中的“格义”正是我国从古至今几次重要的跨地域跨民族交流的跨文化翻译要旨。在汉晋之际的佛书中,印度“四大”的概念常被用中国的“五行”解释;北魏僧人昙静在其伪《提谓波利经》中,将中国孔孟学说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对比了佛教中的“五戒”(不杀、不淫邪、不饮酒、不盗、不妄语),并用老庄的概念“无”去比配佛教的概念“空”;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将“格义”理解为所有以今释古、以古释今、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的作法。由此可见,“格义”是一种妥协性的文化会通策略,旨在推动异域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以及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使用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到了翻译的外部因素,诸如意识形态、赞助人、权力、读者期盼等因素(曾文雄,2013)。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跨文化调整与融通”不谋而合。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媒介,架设起跨越民族文化疆域的桥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如何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用本土文化比附异域文化,是否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异域文化影响着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选择。[/p][p=null, 2, left]作为架起东西文化桥梁的第一人,林语堂将中国传统文化、道家哲学思想、儒家思想中优秀的元素不遗余力地译介到西方社会。在汉译英翻译实践中,林语堂在重量、时间、货币、长度、体积等不同的单位体系和习俗方面进行了文化置换,如将中国文化中的“尺”、“寸”、“斗”等译为英语中“feet”、“inch”、“gallon”等。虽在文化色彩和意义精确度上有所遗失,但这种“格义”的翻译策略,可以消除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和陌生感,顾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文艺思想和美学之大局,取得最佳的接受和传播效果,有助于扭转西方读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错误认识,使其开始公正地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逐步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梁满玲、胡伟华,2017)。[/p]3. 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模型构建[p=null, 2, left]翻译的过程是在不同文化群体间架起沟通桥梁的过程,它涉及原语、译入语、译者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双语文化。其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无论是文化适应还是语言适应,都只能通过译者的语码转换而实现。而译者的双语能力、语言操控喜好、诗学素养、民族身份认同、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站位和译事赞助者、文化主导者的语言政策深深影响着翻译政治策略选择,并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建立在文化翻译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以及阐释学理论基础上,并切合文化翻译研究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和全球化语境。下图呈现了文化翻译政治策略构建的基本框架:[/p]
图1. 文化翻译政治策略模型

1) 确立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指导原则[p=null, 2, left]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旅行与传播实践。翻译政治策略的确立应遵循“双向有利”的原则,即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原语文本的选择应更能体现原语民族优秀文化及民众价值取向,利于其最大限度的域外传播;而译入语语言范式和文化表达在最大限度保留原语文化价值信息的基础上,应更能被译入语读者接受,从而增加传播的有效性。在跨文化翻译时,应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翻译的主体性,关注原语及译入语的意识形态、思维审美、民族习俗、国家政治等因素的协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逐步实施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化语境的形成,使得多元文化融通交流变得更加迫切。在跨文化翻译中,应利用翻译的积极作用吸收或传播原语优秀文化元素,同时警惕并解构文化霸权和由此产生的语言霸权,顺应国家语言规划,强调开放与多元文化的对等交流,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增强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p]2) 译者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素养的建构[p=null, 2, left]陈国明(2009)的“全球交际能力模型”清晰地勾勒出作为交际桥梁主体的译者在进行文化沟通时应具备的文化敏感性和包容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对原语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和对译入语读者可能产生文化移情心理的捕捉。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意识和协调能力的译者总能在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中找到共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诗学形式存在理据,选择正确的译入语语意韵构念和语相结构,在最大限度传播原语思想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译入语接受度。李晓光(2014)分析了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认为在殖民扩张和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依据跨文化交际理论,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跨文化翻译时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主体意识、增强全球意识、多元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翻译的功能目的意识、正确的读者意识、翻译技能及语言素养。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提高自己作为跨文化交际桥梁的综合素养,使译作充分体现译者的民族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在选择性吸纳的同时摒弃霸权文化对译入国意识形态的冲击,增强优秀学术外译文本的可读性以及在译入语国家的可接受度,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p]3) 翻译文本的确定及原语内容的认知、重组和再阐释[p=null, 2, left]翻译是两种语言以及文化之间“对话—妥协—融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渗透着政治特性的文化政治行为。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不可能是绝对中立的,为了摒弃文化霸权对文化弱者意识形态的冲击,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对宣扬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优越感的作品应有选择的屏蔽或放弃。我国译者在译介国外作品时,应坚持“以我为主”,择取能更好激活本族文化中与之相近的文化元素的国外优秀文本,将外来文化有机地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体”,在引介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的同时,增强本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觉性,再现和巩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p][p=null, 2, left]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着眼于全球化语境,立足本土文化,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精湛的原语理解力和译入语语言调遣技巧,在确切把握原语文本进行准确解读、正确甄别原语信息内容所承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优劣以及对译入语文化环境和政治生态的适应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叙事重构。著名语料库翻译研究学者蒙娜·贝克在2006年的著作《翻译与冲突: 一个叙事的视角》中基于交际理论提出翻译叙事这一概念,总结了四个翻译叙事的具体建构策略。其中“文本选择建构”和“参与者重新定位”是实现对原语进行重组和再阐释的有效手段。贝克强调译者通过这些策略强化、抑制或调整原文本的叙事来重构现实以适应译入语语境。这要求译者并不仅仅是被动地转述翻译任务,而是要主动参与到叙事重构,以使翻译语篇从语言形式、文化意象、诗学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更加符合译入语受众,实现对原语文本精髓和合理内核的有效整合和跨文化再阐释。[/p]4) 翻译策略的选择[p=null, 2, left]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协调好民族文化身份和全球文化身份,综合考虑原语和译入语的政治需求、文化差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受众范围和知识水平等因素,秉承“柔性翻译”理念,以细雨润物的方式,将原语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和元素嫁接在通顺可接受的译本之上,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杂合策略”(胡伟华,2016),适当运用干预、改写等方式去伪存真,实现中外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交流与对接。韦努蒂(venuti,1995: 20)认为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但在全球性跨文化交际语境中,这两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而是处在对立统一的相互作用中,韦努帝本人也在《译者的隐身》第二版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是二元共存而非二元对立的观点。二者之间存在文化的“第三空间”,而“第三空间”中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杂合化的结果,兼具了两种文化的特色(胡伟华,2012)。柔性翻译的杂合策略以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策略的选择,既能准确翻译词义,又解决了译文晦涩难懂,达不到促进文化交流目的的困难(胡伟华,2012)。异化与归化是一种渐变连续体关系: 异化→(程度渐小) (程度渐小)←归化,在处理异化和归化的差异空缺时应强调两者的结合(黄艳春,2010)。对于作品中优秀的文化元素可以采用“渐异化向”的翻译策略以适度凸显原文中的异质性和陌生性,以优化本族语言、文学和文化;对于原语中文化自恋和文化霸权的暴力,可采用“渐归化向”的翻译策略,干预、解构原语中的话语霸权,适度渗入本族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和信念,用本族文化中既有的概念、表达方式进行再叙事和重构以符合本土的典律。[/p]5) 目标语言形式的甄选及顺应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p=null, 2, left]语言的内在形式是具有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观念体系。依据翻译的功能目的、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思维方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当立足于原语和译入语言独特的语法和语义结构特征和规范,分析两种语言在词义及语言风格上的差异,通过自身的体验和复杂的现实认知,实现两种语言内在形式的互补、融合,以体现语言的内在智力因素和译者的开放理念和民族精神特质。弱势语言文化国家在翻译时,应采取干预、杂合、吞噬等翻译政治策略,用适合本民族文化特点以及政治生态的语言范式将自己的文化混杂、阐释到强势语言文化中去,在消解强势文化霸权的同时凸显、保护本民族语言文化,建构民族身份。[/p][p=null, 2, left]这要求译入语选择应顺应国家的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语言传播规划等一系列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并关注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同时应顺应符合国家自身利益的语言评价标准,在语言形式的选择、语料的选取、意象构念等方面应有利于服务国家文化建设,有助于译入语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一方面在中华学术外译作品中应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特色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向国外读者再现中国文化作品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用恰当的话语和方式在国际上阐述中国的观点、立场、基本国情、内外政策、民主法制等,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提升中国各方面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用恰当的话语和方式向中国读者再现国外文化作品以及其所持有的能够顺应中国民众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观点和立场,从而推进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和国际文化融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p]4. 结语[p=null, 2, left]翻译是不同文化意识形态间权力关系的体现,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在文化翻译过程中选择正确的翻译政治策略对于译者尊重译入语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自觉抵制和削弱文化霸权对译入语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起着积极的作用。翻译的政治策略也影响着具有文化霸权元素的原语材料对译入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民众价值取向的形成,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在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译介中,采取正确的翻译政治策略有助于降低和消除译入语社会和民族对陌生文化的抵制和芥蒂,调和译入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身份认同,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优秀元素的融合,成功实现跨界和跨文化交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译者跨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素养出发,以正确的翻译策略为手段,实现“柔性翻译”和“柔性传播”的有机结合,在抵御文化霸权的同时,可以极大提高中华学术外译作品的域外接受度和传播效果。[/p][p=null, 0, left]参考文献[/p][p=null, 2, left]collier, m. j. & m. thomas. 1988. “cultural identity: an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in y. y. kim & w.b. gudykunst (eds.).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inc.[/p][p=null, 2, left]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null, 2, left]kim, y. y. 2001.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bulications, inc.[/p][p=null, 2, left]spivak, g. c. 1993.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g. c. spivak (ed.).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p][p=null, 2, left]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p][p=null, 2, left]陈国明,2009,《跨文化交际学》,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p=null, 2, left]戴晓东,2014,《跨文化交际理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null, 2, left]费小平,2004,翻译的文化之维“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133-136。[/p][p=null, 2, left]费小平,2005,《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p=null, 2, left]胡伟华,2016,《新编翻译理论与实践教程》,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p=null, 2, left]胡伟华、李颖,2016,“异化”“归化”视域下的中国市场奢侈品品牌翻译探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 126-129。[/p][p=null, 2, left]胡伟华、郭继荣,2017,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探析,《外语电化教学》第3期: 52-57。[/p][p=null, 2, left]黄艳春、黄振定,2010,简论异化与归化的运用原则,《外语教学》第2期: 101-104.[/p][p=null, 2, left]李晓光,2014,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 100-104。[/p][p=null, 2, left]梁满玲、胡伟华,2017,林语堂“解殖民化”的话语翻译策略: 后殖民视阈,《外语教学》第4期: 78-82。[/p][p=null, 2, left]曾文雄,2013,格义: 异域文化资本输入的模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81-85。[/p][p=null, 2, left]翟芳、胡伟华,2017,功能对等视角下汉英国际新闻编译探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4期: 87-91。[/p][p=null, 2, left]赵春雨,2016,文化维度翻译研究的发展与转向——埃德温·根茨勒访谈录,《外语教学》第6期: 105-109。[/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for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by hu weihua & guo jirong
[p=null, 0, left]abstract: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o construct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ere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nstructing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ere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theory;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ere put forward with the following aspects as the co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s quality of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text”, “cogni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source text”,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election of target language form” and “conforming to the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t is sta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daptable translation” and “adaptable dissemination”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chinese academic translation works abroad.[/p][p=null, 0, left]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political strategy; theoretical basis; construction model[/p]

[p=null, 2, left]本文是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翻译政治策略研究”(编号: 2016k006)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的陕西文化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2016zb002)的阶段性成果。[/p][p=null, 2, left](通讯地址:710048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19号西安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710049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p][p=null, 2, right](文字编校: 徐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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