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观视域下文学作品不可译性探究-w66利来

解构主义翻译观视域下文学作品不可译性探究

上官老师 2019-6-29 1581

解构主义翻译观视域下文学作品不可译性探究
付 巧 玉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译者与原作者在共时性与历时性、文化态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加之某些因“不在场”引起的不确定因素,导致文学作品具有不可译性特质。既然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无法阐释文学作品的多歧义性,必然产生一种新的、实用的翻译理论来补充。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在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翻译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强调译文的重构性和意义的延异性,认为历时性与共时性、部分与整体、能指(文字)与所指(内容)、作者与译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该理论提倡的开放性思维、多元性和创造性与文学语言的特征(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含蓄性和不确定性)不谋而合,成为打开文学作品不可译性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 解构主义翻译观;不可译性;多元性;创造性
目前,国家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1]但是,中华文化不仅要从形式上走出去,更要从质量上走出去,换言之,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作品要真正走进译语读者的心里,否则,充其量只是进入译语国家卖场而已。所以,译者在翻译中华文化典籍时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然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推广开来、传播出去,使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在世界上弘扬起来”并非一件易事。因为翻译文学作品有三难:解读难、选词难、表达难,即“英汉语言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在语言翻译过程中,当词义所依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读者的心理文化随之发生了变化,对词义的理解当然也会有所不同。” [2]51况且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绝对等值,有的即使是相同的指示意义,但所涵盖的内涵却大相径庭,如中国文化中象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图腾“龙(dragon)”,它代表正义,而在西方国家“dragon(龙)”却是凶神恶煞的怪兽,中华文化中的“龙(dragon)”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龙)”均属“此方无”“不在场”。由于二者在中西方读者心里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联想,唤起不同的情感,所以,这两个词在文化内涵上是根本不同的,翻译时切不可等同起来。又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在中华文化中指“自私自利”,贬义显性,而在西方文化中,“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褒义显性 [3]24-29。再如,“do-gooder(乐于助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绝对是一个褒义词,可是在西方文化中却未必是褒义,因为如果未征得对方的同意贸然去帮助别人,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妨碍”,有可能构成对别人的不尊重甚至是“冒犯”。
一、文学作品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
在文化典籍外译过程中,总有一些元素是无法复制的,我们称之为文化作品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文本的不可译性既可能是由于句子结构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化缺省引起的,如王宾以共时性文本《静夜思》题名翻译为例,来阐释因句子结构引起的不可译性。他认为“静夜思”有五种断句的可能性:(1)静夜(形容词) 思(名词);(2)静夜(副词) 思(动词);(3)静(副词)思(副词) 夜(副词)思(动词);(4)静(形容词) 夜思(名词);(5)静(名词) 夜(名词) 思(名词)。首先,五种断句,五种含义,“a与非a之分,已渗透到英语的结构中”;其次,“状态(名词)、性质(形容词)、活动方式(副词)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彼此替换,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有无相生’”,个中蕴含的意义、哲理、审美是不可译的[4]12。又如,《红楼梦》文本题名的译本众多,著名的有:“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bencraft joly)”“the story of the stone(david hawkes)”“a dream of red mansions(杨宪益)”,造成《红楼梦》文本题名译本众多的主要原因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译者基于不同的时空概念,对原作理解的程度有差异,甚至与译者的成长背景相关。当然,源语文化系统与译语文化系统之间的权利失衡、原作者与译者相互渗透的程度(互文性)也可能导致“意义的不确定性”。
然而,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只是相对的,如何将文化的不可译性转换成可译性是译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文学作品中语言有五个基本特点:突出性、综合性、虚构性、审美性、互文性/自反性,这些特点其实与解构主义翻译观关系密切。采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流行的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是无法解决文学作品不可译性问题的,因为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主观性、悟性和灵性,关注译本的语言规律与结构,研究语言符码转换规律,认为语言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机械的、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文学语言的综合性、虚构性和审美性决定了语言的不确定因素,出现同一译本因不同的译者生出不同版本的现象是因为译者在宏观和微观洞察力、时空想象力、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译者的个体素养,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必定体现在译作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对于文学作品翻译而言似乎不够完善,因为文学语言是动态的、灵活的,有时是难寻语言规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的狭隘性必定催生出能使译者走出藩篱的新的翻译模式,相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模式的僵化,解构主义翻译模式彰显出它的优势:开放性、多元性、重构性(创造性)。
二、结构主义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区别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模式是国内译界的主流,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奈达、威尔斯等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注重语言的整体性,希望在语言差异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普世的结构,反过来再约束语言。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显然是不严谨的,也许,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是成立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认为历时性与共时性、部分与整体、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是典型的二元对立关系。作者与译者也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译者对作者应亦步亦趋,力求再现作者原意,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可以做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科学。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在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解构主义翻译观在我国翻译界流行起来。本雅明在the task of the translation(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概念[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eccec10101gju9.html.,德里达在des tour de babel(巴别塔之旅)一文中提出的“延异”概念[注]https://wenku.baidu.com/view/8ea45579964bcf84b8d57b4e.html.,韦努蒂在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的隐身)一文中提出的“异化”概念[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eccec10101jdut.html.,被译界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德里达深受黑格尔、萨特、加缪、巴塔耶等人的影响,是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翻译学的第一人。在1967年,德里达的三篇论文《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enomene)、《书写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奠定了其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使其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开山鼻祖”。
解构主义翻译观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其目的是要消解“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在场的”形而上学的翻译体系。传统的结构主义认为,语言优于文字,但德里达则认为,“文字独立于语言”,声音和文字均无法产生意义,语言中只有能指,没有所指,能指(文字)与所指(内容)之间是断裂的,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对文本的解读是无止境的。
“解构主义翻译观就是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想在语言和翻译领域内的表述”,实际上是“将语言放飞在差异的空间”[5]15-29,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目的就是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
解构主义翻译学提倡“意义延异”“能指自由”,主张保留翻译中的“异质”,以抵制目标语的霸权地位。翻译中采用解构主义翻译学提倡的“异化策略”,可使中华文化免受西方文化的侵蚀,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弘扬[6]26。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特点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思维范式是“逻辑—数学范式”,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思维范式是“现象学范式”。“逻辑—数学范式”是一种纵向性思维方式,欲凭借在场的事物或者描述找寻其内在的规律和本质,“以寻找抽象的同一性、普遍性,一种恒常性或永恒性”;“现象学范式”是一种横向性思维方式,即通过想象与联想使在场与不在场融合起来,形成整体[7]240-242。翻译活动涉及诸多因素,如原文本、原作者、译者、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背景、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背景、传播方式和渠道、译语读者等。在如今多元社会中,如单纯地强调结构主义翻译观,并用其语义—句法关系来解决所有的翻译问题显然是缺乏理据的。相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可采用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开放性思维方式来解决某些翻译中的疑难杂症。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特点是“利用怀疑、解构与否定的精神去破坏旧的理性,发现其中的非逻辑因素,找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并由此入手,去打开结构或系统,让其内部因素与原被排除在结构外的因素有尽可能多的结合可能,由此展现多种可能性和产生多元的研究视角。最后重新建构。” [7]240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文本无本源,并具有开放性和互文性,因为文本具有无限开放性、永恒动态性,所以,翻译不是意义的传递,也不可能是源语的再现,译文应有多种可能性,即多元性。
解构主义翻译观颠倒语言和文字的秩序就是想用文字的差异性说明文化和文学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正是文本具有的指涉无限性和延异性,才让读者可以凭借“踪迹(文字)”读出译本丰富的含义[8]11-12。
下面我们通过《中庸》书名的翻译分析译者如何通过开放性思维方式,解构文化典籍的不可译性,最后在译文中对原语文本进行多元化重构。至于具体的翻译方法,崔长青、张碧竹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导致语义空缺的英译主要有三种方法:“空缺”保留 注释法、“空缺”释义法、“空缺”置换法[9]82-84。例如,关于《中庸》的书名翻译主要有以下几种:
【例1】《中庸》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理雅各译本、陈荣捷译本)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辜鸿铭译本)
the mean-in-action(休中诚译本)
focusing the familiar(安乐哲译本、郝大维译本)
“中庸”乃儒家伦理思想,“中”意指“中正、中和、不偏不倚”,“庸”意指“平常、常道、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呼!”(《论语·雍也》)认为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是最高的标准[10]3991。在崇尚个人价值的西方文化中,“中庸之道”是空缺的,在例1中如果采用结构主义的翻译策略去直译,肯定行不通,所以,它采用解构主义翻译模式,即开放式思维,先解构,后重构,即解构传统言语规律及框架,打破原有的语言规则约束,采用新的方法重构原文语义、观念、理性、感性等。理雅各译本、陈荣捷译本采用了“空缺”释义法,用“mean(平均数、中间)”来释义“中庸”,虽然含有“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儒家伦理思想,但“庸”意似乎没有表达出来。辜鸿铭是从宗教道德的角度去重构的,认为“‘中庸’为人类文明树立了一种人生理想目标,即在遵守道德、文明的基础上,维护世界的文明与和平”乃人生指南。辜鸿铭译本采用“空缺”置换法翻译成“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休中诚译本与理雅各译本、陈荣捷译本一样采用了“空缺”释义法,都用“mean(平均数、中间)”表达“中庸”之意,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动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是处于不断地调整中;而后者趋向于静态的规则。安乐哲译本、郝大维译本“focusing the familiar(聚焦伦常)” 采用“空缺”置换法,用“focusing”表达“中”,他们认为“中”是“平衡(balance)”,“中”能调节“和”,“庸”是日常事务,“中庸”具有时间性,是动态的,在安乐哲译本、郝大维译本中,“中”和“庸”没有明确地指代,被视为一个整体[11]86-89。
一本书名有多个版本译文,证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解构主义翻译观持有的观点“文本的意义不确定,对文本的解读无止境”基本吻合。当然,译者的主体性——目的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是造成一本多译的一个原因[12]136。“语言被看作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手段,把翻译看作是恢复外国作家所要表达的意义,是复制或恢复外语文本的原貌。”[13]202然而,这四个版本似乎都没有完全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毕竟,汉语的内涵和外延都远大于英文。
【例2】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依靠改革创新来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
译文:we stood firm in not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had an economy-wide impact,and strived instead to maintain steady growth,adjust the structure,and guard against risks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14]125
“大水漫灌”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采用的一种灌溉方式,用在此文,意思是不采取强烈刺激的比喻义。由于该成语在英语中的语义空缺导致文化不可译,如果译者采用异化策略直译成(irrigation by flooding)似乎词不达意,于是,译者首先“消解”原语文本,再通过调整、变通,采用空缺释义法,最后重构译文“had an economy-wide impact(对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来表达“大水漫灌”可能更恰当。
四、解构主义翻译观的重要概念
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了许多神秘的概念,如“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踪迹”(trace)、“增补”(supplement)、“逃逸”(escape)、“债务”(debt)、“救赎”(redeem)等。
1968年1月27日,德里达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differance(延异),这是他基于“difference”(差异)新造的一个词,“differance”(延异)由“differ”(“分隔”,表示横向的空间差异)和“defer”(“延迟”,表示纵向的时间差异)组成,认为词义因时间的延搁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即“意义的不断消解”性[15]12-16。德里达认为:“‘延异’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词’;我们不能赋予它‘意义’,因为它是意义的可能性条件,是动态的结果,或者是‘游戏’。”[16]14-15“延异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并不是分离、偶然或对立的,而是一种阶段式运动,一种时间上的差异化,一种并非对立的相异性。因此,延异包含着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双重含义,既有差别又有一致。” [5]解构主义翻译观反对“那种通过最正确、最得体、最适当、最充分、最适宜、最突出、最地道的接受语中刻写原文最关联的等值意义并借以偿还债务和履行义务的翻译”,主张基于共时性与历时性、跨时间、跨空间、全方位考虑翻译文本,译者在翻译文本时不停歇地“播撒”(dissemination),在解构原文本的基础上寻找“踪迹”(trace),然后根据“增补”(supplement)等策略重构译文本[17]265。例如:
【例3】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管子》)
译文1:only when there are sufficient food and clothing will the people understand shame and glory.(邵棠译)
译文2:well fed,well bred.(谚语)
译文3:short stomachs make short graces.
译文4:it is hard for an empty sack to stand straight.
译文1属于自然派译作,“重模仿,轻技巧”,译者力求中英文在意义上的对等,但译文缺乏审美意识,实际上就是直译;译文2是一句谚语,属于古典派译作,“尊传统,重规律”,译者力求中英文在结构上的对等,但内涵有所缺失;译文3属于浪漫派译作,“凭主观,重感情”,译者凭自己的臆测,展开丰富的想象,思维海阔天空;译文4属于象征派译作,“重含蓄,尚联想”,常采用比喻的手法。实际上,译文1和译文2属于结构主义的翻译模式,注重意义和结构的对等;而译文3和译文4属于解构主义翻译模式。在译文3中,译者先解构、消散“衣食”“荣辱”,再基于“衣食”和“stomach”“荣辱”和“grace”的共时性,进行横向比较,寻找原文本的“踪迹”(trace),“衣食”又与“胃”有关,“荣辱”和“优雅”有关,然后再重构新文本。在译文4中,译者采用跳跃式思维方式,先解构、消散“衣食”“荣辱”,用“sack”象征、比喻“stomach”,用“straight” 象征、比喻“grace”,通过比喻和联想的手法重新构建译文[18]315。
译文3、译文4的译本正好说明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思维范式是现象学范式”,注重“想象与联想”,同时也与“延异包含着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双重含义,既有差别又有一致”吻合;“原文与译文也不再是‘模式—复制’的关系,而变成‘共生’和‘再生’即平等互补的关系。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区分也不再具有意义,译文不过是‘无限回归的意义链’。”[19]430
在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时,如果遇到源语文化特色词语所隐含的文化缺省成分的情况,译者可采用“增补”(supplement)策略:文内注释(在文章内直译再加释义)、脚注、归化、异化等。关于归化策略,尽管解构主义翻译观抵制归化策略,认为归化策略服从目标语文化标准,使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大行其道,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持此策略的译者借可译性之口否定原著的异域文化。但凡事不可绝对,当归化策略不涉及文化霸权主义、地缘政治关系时,它对目标语读者理解译文是有帮助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倡异化策略,以抵御民族中心主义者对原著的篡改和歪曲,摆脱目标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达到向外界宣传本土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双方地位平等的效果。异化策略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华文化典籍作品外译。第一,译者可借鉴译语文化。第二,译者可以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第三,译者可对译语文化霸权主义和不平等交流进行干预。第四,突出译者的地位可破解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例如:
【例4】状元红酒源于唐宋,盛于明清,系中国古老名酒。
译文:zhuangyuan hong,the number one scholar red,is one of china’s best-known traditional liquors.its early production was known as far back a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and became nationwide popula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例4涉及“文化缺省”概念,“文化缺省”也是导致文学作品不可译的因素之一。“文化缺省是指作者在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20]1。例4中的“the number one scholar red”,就是对“zhuangyuan hong”的文内注释[20]160。
五、结 语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强调源语与译语之间结构、意义的对等,强调译文的规范性、规律性、完整性,同时,强调译者的主观性、灵性、悟性,认为历时性与共时性、部分与整体、能指与所指、作者与译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从拆除现时的在场和颠覆秩序入手,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主义”,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补,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发展”,强调翻译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强调译文的重构性和意义的延异性,认为历时性与共时性、部分与整体、能指与所指、作者与译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打破了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本原观念,从而消解了原文概念,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21]48-49。
翻译是一门艺术,这在译界已达成共识,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既然是艺术,那就不可能以一概全,换言之,不同的专业适用不同的翻译理论和模式。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发展至今,根基很深,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适用于自然科学、法学、经济、金融等语言规范、结构简洁的语言翻译,因为译文受译者个人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不大;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则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小说、散文、诗歌等,因为“文学语言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含蓄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文学语言的结构也有其独特性,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有其复杂性” [22]11。文学作品翻译除了译者本身的双语功底外还深受其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如宗教信仰、政治目的、意识形态、成长背景、出资人、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对译语文化的态度、对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对原作者的期待、对读者的期待等[23]48-52。“句子结构”“不在场”“文化信息缺失、主化意象残缺等成为典籍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的瓶颈”[24]138。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开放性思维、多元性和创造性”特征与文学语言的“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含蓄性和不确定性”特征不谋而合,也有业内学者提出过“创造性翻译”的观点,“创造性翻译”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重构性(创造性)”一脉相承,说法不同,实质一样。总之,“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为我们跳出二元对立的窠臼,更好地理解实际翻译中多种策略并存甚至交融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25]23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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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ry works from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fu qiao-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original author in terms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cultural attitude and religious belief,etc.,in addition to some of the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not in the field”,causes the non-translatable characteristic of literary work.since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translation theory cannot explain the multi-ambiguity of literary works,it will inevitably produce a new and practical translation theory to supplement it.the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translation theory,the concept of deconstruction emphasizes the pluralism and creativity of translation,emphasi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s and the extension of meaning,and holds that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part and whole,written words and contents,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have both identities and differences.the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is applicable to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its open thinking,pluralism and creativity advocated by the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language:openness,polysemy,ambiguity,implicit and uncertainty coincide,and the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is a key to un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untranslatability;pluralism;creativity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2-0055-06
[收稿日期] 2018-1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ayy010);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yy18206)。
[作者简介] 付巧玉,女,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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