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翻译研究的困惑与思考-w66利来

当下翻译研究的困惑与思考

上官老师 2019-6-29 1576

当下翻译研究的困惑与思考
许 钧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翻译产业和翻译教育的飞速发展,不断催生新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念,拓展了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与此同时,也在翻译学界引起了很多困惑与思考。近期,我国翻译界普遍存在着一些困惑与焦虑,可概括为理论焦虑症、技术焦虑症、方法焦虑症和价值焦虑症。这些困惑与焦虑伴随着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而产生,也是翻译学科健康、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困惑与焦虑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拓展的途径。针对这些焦虑症,可以采取如下对策或药方:一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与学术兴趣,做好学术定位;二是长期坚持,做好学术积累;三是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四是积极交流,互补互动。
[关键词] 翻译理论研究;困惑;焦虑症;问题意识;学术定位
一、引 言
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翻译教师和翻译理论研究者,我一直非常关注翻译领域出现的新动向,产生的新问题。在近期的一篇文章里,我指出近年来中国翻译研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其中有两点尤其显著:一是问题意识加强,二是研究路径多样。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与翻译产业、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的突飞猛进息息相关,与国家的战略需求、社会的重大变革、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密不可分。“在历史发生急剧或者重大变化的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往往会催生新的思想与观念,同样也会引起某些困惑与思考。”[1]1如今,我们正面临“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6,难免会遇到一些有关翻译的困惑与问题,需要结合中西古今关系之变进行一些思考,以回应新时代对翻译学提出的挑战。据我们观察,当前翻译学界普遍存在着四种典型的焦虑症:理论焦虑症、技术焦虑症、方法焦虑症和价值焦虑症。这些焦虑症给众多翻译学者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因此,有必要对其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和应对之策展开思考与探讨。
二、当下翻译研究的几种焦虑
从事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并在这一领域耕耘多年的人,难免会遇到很多困惑与问题。有困惑和问题并不可怕,它们反倒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因为我们研究任何一个事物,如果没有困惑,没有问题,就不可能产生思考,而没有深入的思考,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当下的中国翻译研究界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困惑、问题,甚至是焦虑,亟须对其进行一番思考。
(一)理论焦虑症
对于一批长期在翻译领域从事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我觉得存在一种理论焦虑症。这个理论焦虑症是怎么产生的?这要从近30年来的翻译学术史说起。
1.翻译有理论吗?
改革开放后,翻译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翻译教学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这30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各种声音。第一个声音,可能现在的研究者都不会遇到,那就是“翻译有理论吗”?现在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对翻译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翻译是实践,哪有什么理论?为了回答“翻译到底有没有理论”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些探索。我们国内有一批老翻译家,他们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翻译经验。但是当你去问他,他却说“翻译没有理论,我就是这么译的”。这种观点影响了许多人。那翻译有没有原则呢?翻译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解决是不是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在翻译活动当中,你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采用这些方法的依据是什么?不同的方法又会有怎样不同的结果?
当你把这些问题抛给这些翻译家的时候,我们不谈理论,只讲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看法。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向季羡林、陈原、李健吾、草婴、李芒这些著名翻译家提出这些问题,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跟许渊冲、江枫等有半个世纪以上翻译经验的人也进行了对话[3]。从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不同的翻译家有不同的理论追求,不同的翻译家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如果有共性,那就是翻译的共性问题;如果有个性,那就说明翻译当中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所以对于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之后,对翻译有没有理论给出了非常重要的回答。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翻译是有理论的。
实际上,翻译有没有理论,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翻译有没有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乔治·穆南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目叫作《翻译的理论问题》。翻译如果没有自己作为这个学科和领域独有的、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其他学科就可以取而代之。翻译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呢?这是乔治·穆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其《翻译的理论问题》是一部奠基性的翻译研究著作,是法国的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具有非常崇高的学术地位,在当时绝对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穆南提出的翻译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非常重要。例如,翻译是可能的吗?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一直存在,难道说不可能吗?但是,存在的事情就一定是可能吗?在哲学(语言哲学)的层面,在文化的层面,翻译的可能性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可以回答一辈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术水平。
有关翻译的第二个理论问题是,翻译是合法的吗?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人提出过,实际上翻译的可能性和翻译的合法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去做的时候,可能就违背了伦理。翻译活动的合法性指向什么?我认为是指向伦理。例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尊重原文,这样的翻译是合法的吗?对原文不断地修改、修订甚至是改编,这样的翻译是合法的吗?所以,这些理论问题提出之后,我们就把理论思考的深度进一步拓展,对翻译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就慢慢展开了。而且,这种理论思考是个体化、个性化的。
2.可以有翻译学吗?
翻译有没有理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翻译教师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学术地位。如果翻译没有问题,翻译没有理论,那么可能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翻译这个学科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随着中国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在高等学校的地位逐渐增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又提出了新问题:翻译如果存在理论问题,可以有翻译学吗?能够建设成翻译学吗?如果有翻译学存在,那么在实践的问题上,在体制的问题上,翻译的学科就存在。大家要知道,现在的翻译研究,包括高校的各种研究,归属感是很强的。翻译有没有学科,翻译能否建成学科,直接决定了我们所从事工作的价值认定,以及在整个教育体制内的地位。而在中国,体制的地位意味着资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的几场争论后,翻译学科建立了,而且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首先是翻译学二级学科的建立。现在每年培养大约110名翻译学或者翻译方向的博士生。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目录当中,我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非常明确地把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作为外语学科的五大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之一。翻译学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3.翻译学理论如何创新?
在翻译理论建设和探索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两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一是西方译论的引进、借鉴和消化,二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梳理、总结和提升。这是两条非常明确的主线。但这两条主线是不是永远不相交呢?西方译论的引进与中国本土经典译论的整理,这二者之间好似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困惑和焦虑。这种困惑和焦虑是对理论的追求,甚至是在理论的创建过程中所产生的。因为有这样的困惑,有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们就希望去创建。而在创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反过来会造成一些新的困惑。
回望过去30多年,在中国翻译理论界,想创建理论的大有人在。最近陈东成副教授送给我一本书,叫作《大易翻译学》。我粗粗翻了一下,觉得是有收获的。其中关于“易”这个角度,关于“生”这个字,实际上在翻译理论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翻译的问题就是从一,到二,到三,到万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生”的过程,用《易经》的思想来研究翻译,用《易经》的术语、观点作为一个构架,对翻译学进行理论构建,这样的追求肯定是值得鼓励的。这是真正的本土思想资源的开拓。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构建,这是很多老一辈学者所追求的。比如说,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张柏然先生,他一直提倡应该重视本土的译论资源,对古典译论进行现代化阐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罗新璋先生更是提出了具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观点,即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我们中国翻译研究界有一点非常了不起,那就是可以敏锐地发现问题,敏锐地走在实践的前面,能够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跟国际学者进行共同探讨,而不是一味接受。理论创新的声音非常强。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出了不少,如译介学、生态翻译学、变译理论,等等。有了这些理论的追求之后,慢慢地就出现了一种理论的焦虑。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想创立理论,好像是用西方理论不行了,用以前的理论也不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而创新的时代就意味着一个理论创新的大爆发时期。现在有一个倾向非常明显,那就是无论你到哪里去,都会有人谈他想构建一种什么理论。有的学者甚至声称构建了两、三种理论。如上所述,这种理论追求是特别值得鼓励的,而且有的理论的确非常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纯粹为理论而理论,为创造而创造,这样的研究就会形成一种理论创造的焦虑。
一种理论的创新,必须以思想资源为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一种理论能不能创造出来,首先要看它的思想资源,它的哲学根源。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十多年前,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做过一场讲座,题目就叫“关于翻译的理论资源的思考”。当时我谈到,翻译的理论资源有阐释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伦理学,等等。然而,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被我们消耗掉了。任何一种理论的翻新,仿佛都出现了一种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理论创新的焦虑。该怎么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
第一个方面,如上所述,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有其思想基础。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文论来说,无论是中国的文论,还是西方的文论,都是在一定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思潮。女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最后变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然后到了我们翻译领域,变成了一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语言哲学,最后慢慢变成一种文学批评,然后在翻译中也有了借鉴。所以,现在我们在思考翻译问题时,应该回到源头。我们的理论创新,不是一个体系的随意构建,不是术语的堆砌,而是要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方面,一种理论的创新,需要与翻译问题有直接的联系。没有这两者的联系,思想也不可能转换为一种翻译理论。所以说,翻译理论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是必须要关注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的基本问题不搞清楚,所谓的理论创新,是无助于我们对翻译的认识、理解和思考的。所以在目前,尤其是在五、六十岁的翻译学者当中,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在这一批人当中,存在这么一种理论的焦虑。它非常重要,因为也正是这批带头人在思考,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提出来。这是第一个焦虑。
(二)技术焦虑症
当下翻译研究和翻译界存在的第二种焦虑叫技术焦虑症。我去过很多地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翻译界人士,还是非翻译界人士,他们都问我:现在时代发展这么快,特别是机器翻译的飞速发展,以后机器翻译搞成了,我们干什么呀?很多老师都说,以后机器代替我们人类了,翻译这个行当要消失了。所以,现在技术问题引发了一些焦虑。这具体表现在:第一,翻译机器的出现,给翻译行业本身价值的思考提出了新问题;第二,翻译机器的出现,给翻译教育提出了新问题。翻译技术教育包括翻译技术和教育技术两个方面,如何协调二者是个问题,如何处理好翻译技术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又是一个问题;第三,对学生而言,如何掌握一种甚至多种翻译技术,才能满足语言服务企业的需求,成功进入翻译市场,并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是一个问题。第四,从翻译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也会引发一些焦虑。如果不去思考技术问题,现在翻译理论是不全面的。因此,技术问题成了一个我们普遍困惑、焦虑和关心的问题。任何地方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学科评估,都要看各种翻译技术软件和实验室是否具备。所以,在我们整个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的思考过程当中,技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过程中,技术是必须重视的,因为时代在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我们首先要端正心态,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种种便利,对人类生活水平和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追问,人与机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翻译教学过程当中,在思考翻译理论的过程当中,技术问题不可以代替一切。我们需要翻译技术方面的人才,同时,对于翻译与技术的关系,翻译与技术教学的关系,以及技术给翻译理论提出的思考,我们要进行研究,去把焦虑化为问题,把问题化为一种思考。对这一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应该关注。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进步之一就是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都说世上最难的事是翻译,翻译都有机器帮人做了,我们人类岂不是很高兴?!如果说,翻译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机器就可以走遍世界,与世界各地讲各种语言的人自由交谈,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简直是某种不可抵达的乌托邦!
实际上,各种语言之间的交流,机器是无法完全解决的。机器可以解决一些最实用层面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翻译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翻译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说机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人,或者说人的存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人与猴最显著的区别性特征就是有语言。人类创造了符号之后,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创造。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符号的创造和使用。人类的符号创造实际上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根本途径。人类因为有语言符号,所以才有各种文学、艺术的创造。如果没有语言,怎么写出《易经》,怎么创作小说?没有语言,人类就无法表达自己,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创造。正如索绪尔所说,没有语言,思想就是一个模糊的云团。除了语言符号之外,人类还创造了音乐符号、绘画符号,所以才有各种博物馆和各种艺术展览。因为人类有形体符号,所以就有了戏剧。再加上一些技术的应用,电影、电视剧等各种符号创造的综合艺术产生了,我们人类文化创造的最伟大的成果产生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正是这些东西走出去吗?一个国家的文化辉煌,讲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觉得,符号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创造。
我们人类除了这种符号创造之外,还有一个存在的根本方式,那就是符号的转换。这个非常了不起。符号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而这种转换创造的力量就不一样了,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等于三。机器能不能达到这种符号之间的各种转换呢?能不能把小说变成电影?机器翻译能不能把音乐变成诗?雅各布森的符际翻译实际上道出了我们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我们人类可以把各种符号进行转换,这种转换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是对人类认识空间的巨大拓展。一部《红楼梦》带来了各种符号的转换,也就是通过广义的翻译带来各种作品。《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小说可以转换为各种符号,戏剧、电影、绘画、舞蹈等等。《红楼梦》里的文字还可以转换为实物,如红楼建筑。小说里的东西还可以从文字转换为生产力,如医药、膳食,等等。从学术的角度,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也是翻译的一部分,历史上产生了多少关于红楼研究的作品?对它的阐释又有多少?这也是翻译的一部分。翻译机器能代替我们翻译存在的根本方式吗?目前看来是遥遥无期,基本不可能。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翻译理论的那些根本问题的思考。
(三)方法焦虑症
当下翻译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方法焦虑症。我们现在做研究都会遇到方法论的问题。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研究不得法,或者说遇到问题找不到正确的解决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研究的方法就是研究的工具。你要开门,却发现上了锁,怎么办?钥匙就是方法。没有钥匙,想个别的办法,用大锤子也能进去,但那是破坏性的方法。研究也同样如此,你面对问题,要思考它,要解决它,是需要方法和工具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翻译研究,就好像各种方法都已经用过了。以前的思辨性研究方法,现在好像不时髦了。一般的分析方法,大家觉得已经没新意了。现在我们形成了一个定律,评价一项研究的价值,总是要问有没有新问题?有没有新方法?有没有新材料?新问题是有可能出现的,新材料也有可能出现,但是新方法哪有那么容易啊?
翻译研究其实很难五年就出来一个新方法。如果没有新方法,怎么就不行呢?西方人吃饭一直用叉子,我们中国人一直用筷子,用了几千年,怎么不变呀?再不行用手抓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我们对方法的翻新,对方法的刻意追求,成了一种焦虑。所以我们做博士论文,都要求描述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每个人都要想出一点方法,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焦虑。遇到一种新方法,大家一哄而上。例如,现在有很多的翻译研究都是基于语料库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省级基金等,都是如此,好像没有基于语料库,这个研究就没有科学性。语料库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相关研究在国内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但问题是,当我们变成一种焦虑,变成一哄而上,好像非此不可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走向了方法的反面。我们的研究应该正本溯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翻译问题,根据手中有什么样的材料,再去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现在都喜欢用抽样调查法,或者通过语料库收集资料,用数据说话,或用图表说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用语料库研究李白诗歌在西方的翻译方法。大家知道,用语料库方法来研究诗歌翻译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诗歌的翻译是个性化的,创造性最重要。语料库的优势是进行大数据分析。他讨论的李白诗翻译一共就六个版本,所谓的语料库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啊?还有一篇文章,统计了亚马逊网对一个作家的评论,一共收集了24条,就画成了各种图表,高高低低,方法看上去很科学,但根本没有涉及要研究的问题。这24条评论根本不需要通过图表来展示,文字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的这种方法焦虑症,一哄而上去追求所谓的新方法,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思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大家都在追求新方法,从而使得对问题的关注和材料的收集被放到第二位,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我一直认为,只有提出了新问题、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大家所困惑的问题,才可能有真正的思考。有了真正的思考,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收集和发现新材料。你发现了重要的新材料,研究没有价值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在问题、方法和材料三个方面,不要首先去焦虑用什么样的方法,而应该把三个方面摆正。就好比吃西餐,先看吃什么,再看用什么样的工具去吃。吃肉和吃鱼的刀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有所谓的方法焦虑症。
(四)价值焦虑症
第四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研究价值焦虑症。这种焦虑症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在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总觉得现在的研究大家都已经做过了。我现在做,有什么价值啊?我的研究选题都没有了,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我现在去炒冷饭,做出来的成果有什么价值?怎么超越前人呢?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影响的焦虑”[4]。
第二,我们有时候做研究,会陷入一种功利主义思维中去。比如,我是做实践的,总结出来的方法很有价值,而且传授给学生后,他们也都很受用。但是,我自己在翻译实践和教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东西,形不成理论性研究成果。虽然教学做得很好,但是写不出文章,发表不了研究论文,最后提不了教授、副教授,又有什么用啊?然后就产生了价值焦虑症。这个价值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价值了。现在很多人都因此而怀疑自己。
第三种价值焦虑症,就是我虽然写了很多文章,一年可以发表三四篇,但最后好像也没有提出来什么新的理论。人家说,你写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有那么一批人,又对你写了那么多文章的价值提出了一些疑问。这也是一种价值的焦虑。
第四,我们搞翻译理论的人,包括我自己,也会有价值焦虑症。为什么?一种翻译理论的提出,难道仅仅是提出我们本学科的问题,指导本学科吗?我们翻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难道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借鉴和指导吗?如果我们研究的这个东西,对于其他学科都不能产生作用,这样的研究会有很大的价值吗?于是,又产生了一种价值的焦虑。
实际上,翻译研究价值的焦虑症普遍存在。每个人处于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个价值性的追求。因此,价值焦虑问题的解决,就要因人、因时而异。如果目前处于第一种焦虑阶段,那就要看当所有人在研究的时候,你能不能抓住真正的研究问题。对于第二种价值焦虑,那就要看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突破实践,走向理论性的思考。对于第三种价值焦虑,就是要看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中,有没有一些真正闪光的思想。对于最后一种价值焦虑,则不仅是要看你的理论对于我们本学科是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要看对于其他学科是否具有交叉性和拓展性的力量。
三、翻译研究的拓展之路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焦虑症,给翻译学者带来一些困扰,但这些焦虑同时也是一种思考和拓展的途径。这些焦虑反映了一些普遍存在的状态,一些思想的困惑,但也给我们指出了当下翻译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要应对这些焦虑症的困扰,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把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和困惑弄清楚,然后对症下药,才有可能药到病除。具体而言,就是要找准定位、长期积累、发挥优势、互动交流。
(一)找准定位
有人曾经问我,外语教师要成才,最关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成才的关键点很多,但有几个要素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定位。现在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因此,明确自己的发展领域,在学科所涵盖的各个方向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非常重要。总的来说,青年教师应该从外语学科整体的发展和内涵的拓展上来考虑自我定位[5]87。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青年翻译学者。现在翻译研究可谓如火如荼,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翻译研究领域众多,按根本问题来分,有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当然还有翻译的过程。按领域分,则有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的应用理论、翻译教学、翻译历史、翻译批评、翻译技术,等等。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拓展,我们的困惑也越来越多。这么大的一个研究领域,而且每一个领域下面,又有非常多的子领域,我们确实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就翻译理论而言,有阐释学的、语言学的、文学的、文化的等诸多不同的路径。应用翻译理论就更多了,翻译教学理论也是非常之多。翻译批评、翻译历史等,都是一些刚刚开垦或没有开垦的处女地,非常值得去关注。
我一直认为,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最幸福,守着一个个宝藏,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去挖掘?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一些短平快的、人云亦云的地方跟着做一点事儿。实际上,翻译历史有多少人去书写?翻译历史当中的翻译家,有多少人研究?除了现当代的研究,对古代的研究呢?对佛经翻译家我们有多少研究?玄奘的翻译研究有没有?鸠摩罗什的翻译研究有没有?这都是一片一片值得开垦的领域。目前,我们整个翻译史研究,基本上就马祖毅等几位老先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而马祖毅先生今年都九十多岁了,没有什么后来人。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中国,包括全世界,对于翻译历史的忽视,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交流史的忽视。我们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对翻译历史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认识。而翻译史的研究,实际是精神交流史、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史。很多文学、文化的因缘,都是在翻译当中结下的。
在翻译教学研究方面,穆雷在中国是先行者。她当时做翻译教学研究,我内心真的充满了钦佩,因为那个时候要找一点材料太不容易。到中国图书馆查一个资料,一条信息,就要几块钱。而她那个时候工资才几十块钱。研究生的时候哪有钱?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搞了那个研究,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重要。现在的翻译教学研究非常多,也值得做。《中国翻译》杂志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发表了一系列的好文章,但是翻译教学里头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展开研究。新的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2007年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设立之后,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个学位点。有没有必要设立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人才目标、定位、方法在哪里?它的师资、培养单位怎么选择?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主要困难在哪里?设立之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去考虑。所以,目前我们翻译教学研究的领域非常之宽广。
翻译技术研究也是值得进一步拓展的新兴研究领域。现在很多的翻译公司,一些大公司都在研究机器翻译,我们的翻译界有没有介入?实际上,我们很多搞翻译技术的人,都是在外围上面说说话。搞翻译技术研究,就要争取跟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去交流,去探讨,去了解根本性的问题在哪里?根本性的突破在哪里?如果机器翻译问题解决了,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学科问题也解决了,比如说翻译的机制是什么?翻译的运行机制是什么?现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非常火,但这些大数据都是指向过去,只有人类才会思考未来。我们所有的东西,只要问题没有出现,你就没法解决。人类拿机器去做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人类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思考新的问题,让机器再推动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跟机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沃尔夫已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语义的假设问题。什么叫一个词的意义?意义怎么确定?词的意义确定了吗?人的认知一天没有结束,这个词的意义就一天没有确定,就一天不完整,那怎么办呢?人类只能说,假设在一个相当的共同体里对某一件事情有一个大家基本一致而且稳定的认识,就构成了这个语义的基本方面。计算机也只是做一些大家认识基本一致的、基本得到认同的方面而已。对于翻译机器的伦理问题,也值得我们去研究。
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这些问题都展开研究。我们的困惑就在于,那么广的一个大海,我要掉进去就淹死了。这么大的一片森林,我一进去就迷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定位就很重要了。你有本事要了解大海和森林,你就往深处去,往中心去,往理论前沿去。没有本事,或者那些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初学者,你就在沙滩边上慢慢走,先学习游泳,之后再决定你是到森林去,还是到大海去,总之,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一下子就进了森林,你肯定迷路;一下子跳到大海,你肯定淹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位。这个定位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目前的定位,跟一般刚刚博士毕业的人的理论研究定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定位,没有定位就没有学术的面貌。
青年学者的学术定位,要与所在地区、所在学校的发展状况和需求结合起来,更要与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和时代召唤结合起来,将个人条件、兴趣与整个学科、整个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要复兴,一方面要与世界交流,要拥抱世界;另一方面,还要把自己展现给世界,把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文化、中国独特的文明展现给世界,与世界共同分享。这不仅是出于中国自身的一种美美与共的良好愿望,而且也是出于世界本身对于中国的一种呼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翻译又起了排头兵的作用。这些丰富的翻译实践,加上对于人才的一种迫切需求,才有可能产生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产生翻译师资培训的需求。中国当前在翻译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无论是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还是中国对于翻译人才培养的探索,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值得世界其他各国借鉴的经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能够开展下去,应该说前途非常巨大。中国人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我们翻译研究也同样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份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我们翻译研究的一些领域,来找准我们每个人的定位。
(二)长期积累
学术定位首先是研究领域的定位。坚定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并有了自己的定位之后,就需要在这一领域长期耕耘,厚积薄发。学术追求本身,就像西西弗斯不断把一块巨石往上推,贵在坚持[6]6。科学研究是长期的事业,一定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我曾经说过,“在学术上滴水穿石才能见功夫,很少有人一两年就能取得轰动成就。学文科的学者越老越吃香,就在于长期的积累,靠的是滴水穿石,贵在坚持。”[5]89这种坚持既是让思考和写作成为一种习惯,也意味着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有心灵的坚守。
在科研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放弃。我遇到很多人,过来对我说,他报了一个选题,申请了国家项目,第一次没有通过,然后第二年又换了一个题目,花了很多气力,结果又没有通过,他再换一个。就像谈恋爱一样,第一次你去跟她谈,被拒绝了,马上换了一个人。第二个又被拒绝了,又马上换了一个。第三次你坚持一下嘛!第一次不同意,我第二次再求她,她不同意,我第三次再求。大家知道,求爱往往是坚持才求到的,求真也如此。很多的科技产品都是实验几百次才成功的。我们搞科学研究不能一次被拒绝就泄气了,一定要坚持和积累。在外语界,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那些学者,如谭载喜对翻译学思考的坚持,穆雷对翻译教学研究的坚持,申丹对叙事学研究的坚持,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本人对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也是不断地在坚持、在思考。在不久前我写了《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1],我不断地在提出问题,一直在研究问题。
我首次提出关于翻译的四大焦虑,实际上是我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果。所以我们翻译研究跟其他研究一样,有坚持才可能有积累,有积累才可能有突破。我当初跟教育部申请,要做关于“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这么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很大,但这个基本问题不是我凭空去想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于是我就去找具有多年文学翻译经验的老先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老翻译家。我就去跟他们访谈,做了18次访谈,涉及20多个人,都是赫赫有名,在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翻译家。跟他们的谈话当中就涉及了翻译的基本问题,然后梳理和总结出来。如果没有坚持,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法做。我看准了这是一片好矿。但问题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多的发言权,九几年的时候我才四十多岁。以这个资历跟这些老先生谈,他愿意跟你谈吗?季羡林、陈原那时候很厉害的,你提的问题他会跟你谈吗?而且我提的问题还不是简单的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你三言两语打发不了我,所以每一个人跟我一谈就是一万多字啊。
这些问题提出来,十几年、二十年后再来看的时候,价值就非常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追求,这些老先生一次一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坦诚地与我交流。你的问题如果提得准,戳到他痛处的时候,老先生也不服的,他就要跟你争,他就会回答你,所以我们就形成了对话和交流。这十几篇访谈,现在看来价值很大。这种坚持,是着眼于未来,所以坚持就意味着积累,而积累就有可能导向未来,因为你有积累了,你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跟老先生一起做一个访谈是很难做的,他不愿意跟你谈,就谈不深啊,我们现在有些访谈就存在这个问题。这工作我们当时做了,现在你看多重要,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坚持做。《中国翻译》前几年发表一系列中国作家谈文学外译的文章,大家知道这样的文章是很难得到的,你跟余华去谈,跟毕飞宇去谈,跟贾平凹去谈,跟池莉去谈,跟莫言去谈,他愿意跟你一个搞翻译的人去谈吗?你没有思想,没有真正的问题,对他没有深刻的了解,是不可能形成对话的。与阎连科的对话,有一万四千多字,这样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未来如果有十个作家跟你谈,形成文章,形成书,国外一定会慢慢把它翻译过去。所以说,贵在坚持,持续积累,不要着急。
(三)发挥优势
翻译研究的领域很宽广,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就看你合适不合适。比如说我,首先会排除翻译技术,因为我不合适,我到现在连微信都不会用。但是我关心技术的伦理问题,可以进行相关伦理问题思考。学计算机出身,然后转过来做研究翻译的,搞翻译技术研究是可以的。研究翻译历史问题,要看你的古文功底怎么样。研究美国跟中国的交流史,要看你英文功底怎么样。我要是去研究中美交流不就死掉了吗,我只能做法国的。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兴趣进行定位,没有定位就没有学术的面貌。没有学术的面貌,就不可能有学术地位。没有学术地位,就一定没有学术的话语权。你一开始就想有学术地位,有学术面貌,有话语权,那是不可能的。往往是在一个领域默默耕耘,一篇、两篇、三篇、四篇文章写出来以后,别人才知道这个人是研究某个领域的!面貌一清晰,大家就认得你啦,那我们的《中国翻译》《外国语》杂志看到你的文章之后,也就会特别关注,看是不是满足发表要求。然后,你就有了发展,有了地位,有了被接收发表的地方。发表多了,大家愿意听了,你就有话语权了。
但是,有话语权的人,不适合独霸,还要去开拓。不要老是霸在这个地方,一霸二十年不行,要到其他地方去开拓。比如,我现在是国内很多杂志的编委,《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外语教学》等,有十几种。但我觉得不能老是在国内,也要到国外去开拓一下。所以我有文章发到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哲学与政治杂志上,这份杂志的刊名叫hermes,德里达等一些大哲学家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开拓之后,现在国外和境外我也担任了几个期刊的编委,比如 meta编委,babel编委。还有一个法国和韩国合作的forum(《论坛》)编委,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季刊》编委。不仅是在外语和翻译界,我还到其他学科领域去开拓,到中文界的一些期刊,如《文艺研究》《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当中去开拓。
所以说,发挥自身条件优势,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才更容易受到学界的认可。大家知道,我招收的博士后是很少的。无论是招博士生,还是接收博士后,每一个人到我这里来,我真的是选择了又选择。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我都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你要有明确的定位,没有明确的定位不要来找我;第二,要有明确的研究计划。要知道你博士论文做的题目是什么?你的研究计划是什么?没有好的研究计划的人怎么来考我的博士,来做博士后研究啊?做我的博士后,我要告诉他们,你的研究基础是什么?你未来的研究领域,或者说你以后要占据的领域是什么?你必须立足于各自所在领域当中,在未来十几年里,成为这一方面成绩突出的教授和学术带头人。
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后是胡安江,主要做外译研究,寒山诗英译研究做得很出色。他的博士论文做得非常出色,在这方面国家社科基金已经拿了两个了。应该说,他是中译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还有个博士后叫杨明星,当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很有前瞻性。这两年我们才开始讲话语权,讲话语体系的构建,而六、七年前他便开始了此项研究,所以他在外交话语研究方面应该说是很超前的。我根本不要看别的,就看这个领域,这个题目,他做的一些成果,就能说明这个人在这个方面一定能做出好的成绩。我只要在方法上,在研究的学风上,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上,给他一些建议和指导,他就可能做出成绩来。现在看来,五、六年过去了,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出的成绩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连续拿了两个国家项目,而且《人民日报》的内参上了几次,目前他还有一些重要的想法,想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翻译历史研究方面,我招收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屈文生,他在法律翻译研究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他是和杨明星一起来的,我记得很清楚。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定位之后,一定要成为在各自领域持续耕耘、不断进步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学生,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选择一个好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坚持深挖下去非常重要。现在好的领域有很多,都是好矿。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进去,把这矿藏选到。李四光能选得到,我们翻译研究者也同样应该如此。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够结合国家社会的需求,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持续下去就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定位,我们的坚持,我们的积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四)互动交流
除了找准定位、长期坚持、发挥优势之外,要做好学术研究,参与互动交流最重要。通过学术交流才能打开自己的研究视野,提升问题意识和学术判断力,也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思想[7]48-55。学术交流的渠道和方法有很多。回顾我个人的学术探索之路,有几种交流对我个人的学术发展非常重要。
一是关注学界前沿,与本学科领域权威专家进行交流。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对〈法语中近年常见的一些新语法现象〉一文的一点看法》,发表在1979年第4期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当时我才20多岁,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因为关心法语的一些新语法现象,在国外积累了很多资料,回来之后做了一个相关的学术讲座,反响还不错,就将其整理成了一篇1万多字的论文,准备投给《外语教学与研究》。但当我找到这本期刊来看的时候,发现我们法语界的权威学者陈振尧先生在当年第1期已经发表了一篇题目几乎跟我的一模一样的文章。当时对我打击不小。但冷静下来一思考,觉得自己的选题还是不错的,材料和观点也有跟陈先生不一样的地方,于是我坚定了信心,将1万多字的文章删减到三四千字,去掉了和他差不多的地方,增加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投给了《外语教学与研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竟然有幸被采用了。当时,很多外语界的老先生都还没有在这本中国外语界最权威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现在回头来看,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论文,就是因为我有与学界有识之士,特别是学术大家交流、探讨、商榷的意识。正因为我有这种交流意识,所以我写文章不是先想着往哪个期刊投稿,而是要看近期学界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跟我所思考的问题有什么异同之处。任何研究都不是凭空而起,而是要看别人怎么说,然后才能参与进来,有自己的话想说。说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最高的境界是发前人所未发,其次是对老问题提出新看法,再次是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第四是与他人进行商榷与争鸣,最后是对前人所说进行查缺补漏,即补遗。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国内翻译出版界复译之风泛滥的状况,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组织有关《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其实也是一种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交流。前面提到的对季羡林、陈原、李健吾、草婴、李芒、许渊冲、江枫等著名翻译家的系列访谈,其实也是我与翻译界最权威、顶级专家的沟通交流。近期,我和我的学生对莫言、余华、毕飞宇、阎连科、苏童、池莉等著名作家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系列访谈,也是一种交流。
二是组织和参与学术会议与学术团体,与全国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不同背景的志同道合者进行互动交流。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意识,要开拓学术视野,可以有多种渠道。其中,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在学术团体里加强交流就是一种重要渠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有感于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翻译理论的全面引入,需要加强沟通,开阔视野,就在南大成立了一个研究生翻译学会,把志同道合的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相互交流,研究翻译。当时,有柯平、张亚非、郑伟波等,他们都在《中国翻译》等期刊上发表了很好的成果。后来我又想,南大做翻译研究的人还是有限,可不可以把全国的研究生都团结起来呢?于是,在1987年5月,我组织召开了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老一辈翻译家范存忠、李赋宁、草婴、杨周翰、卞之琳、董乐山等给会议发了贺信,来自国内27所高校的55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大家都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收获自然是非常丰富。多年后,参会的研究生当中有的成了中国翻译学科的领军学者,有的成长为学术带头人。通过沟通交流,我自己收获非常大,会后不久就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表了《论翻译的层次》等文章。现如今,各种类型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手机上各种翻译论坛和群体非常活跃,当代翻译学者沟通交流就更加方便,更加频繁了。这对于学术思想的碰撞和学术水平的提升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是参与国际对话,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展的国际学术交流。20世纪90年代,我曾联系北外的蔡毅老先生、浙大的郭建中先生、川外的廖七一先生等国内翻译理论界不同语种的专家学者,一起把国外最新的翻译理论引介进来,出版了一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系统介绍了前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翻译理论。最初计划也包括德国卷,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出版。这套丛书对于开拓国内学者视野,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翻译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了解的不断增加,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际上谈论翻译理论,总是想到西方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思考基本不了解。中国翻译历史悠久,理论资源也很丰富,但国外翻译学界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成果了解有多少?难道中国就没有可以与国际翻译学界同行交流和对话的东西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给翻译学国际期刊meta的主编写信,建议他们介绍一下中国翻译研究的成果,做一期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专刊。两个月后我收到回信,我的提议被采纳了。后来,我联合申丹、王克非、范守义、郭建中等国内一批翻译学者来做这件事情,meta杂志经过严格学术评审之后,全部予以通过。所以,1999年1月,该刊发表了十几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后来,我又应邀加入了国际翻译家联盟的会刊babel的编委会,进一步增加了与国际翻译学界的学术交流。现如今,只要翻开一些重要的国际翻译学研究期刊,都可以发现中国学者的名字。这就是国际对话与交流的体现。这种交流是双向互动、互惠互利式的学术交流,不仅对于繁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而且对促进全球翻译研究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发展,都起到了助推作用。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当前翻译实践、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发展迅速,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然而,国内翻译界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困惑、问题与焦虑。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理论的焦虑、技术的焦虑、方法的焦虑和价值的焦虑。这些焦虑症的产生有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给翻译学者带来了一些困扰和压力。本文分析了这些焦虑症的具体表现,及其发生和发展的外缘与内因,并针对这些症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尝试着开出了一些药方。我们认为,这些焦虑的产生,一方面是翻译产业、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发展的自然结果,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尤其是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的变革和学术的演化密切相关,反映了翻译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困惑、问题与焦虑也给我们指出了当下学术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因此,在面对这些焦虑症的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拓展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的途径。当然,要找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的翻译学者需要提高自身研究能力,凸显出自己独特的研究特色。一个人的学术面貌,与其准确的学术定位,长期不断的坚持积累,找到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等都密不可分。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学术面貌越清楚,就越能在学界脱颖而出。
[参 考 文 献]
[1] 许钧.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当代外语研究,2017(3).
[2] 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
[3] 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5] 黄新炎,许钧.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如何自我定位与发展——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访谈录[j].上海翻译,2014(1).
[6] 黄新炎.文字·文学·文化·思想——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访谈录[a].黄新炎.聆听:外语界前辈的声音[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7] 许钧.意识、视野、判断力与思想——我的翻译研究之路[j].外语界,2006(3).
reflections on certain confusions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xu 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while bringing about new ideas and concepts of translation and exte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i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industry and translator & interpreter education causes new confusions and provokes new though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at present,those confusions or anxietie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major types:theory anxiety,technology anxiety,method anxiety and value anxiety.they are the results of hyper-growth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nd also imminent problems to be tackled,so as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it is believed that they lead to stresses,and new approaches as well.the following measures or remedies can be taken when dealing with them:self-positioning based on individual conditions and personal interests;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accumulating academically;exerting advantages and making breakthrough at key points;communicating and reciprocating.
key words: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confusion;anxiety;problem awareness;academic positioning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3-0001-11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8-10-26
[作者简介] 许钧,男,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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